导读：余额宝神话褪色，权益业务折戟，管理层动荡，天弘基金战略迷局何时解？
天弘基金，这家曾以“余额宝”改写中国理财市场格局的万亿级巨头，2024年底公募管理规模虽达1.2万亿元，但行业排名已从巅峰时期的榜首滑落至第五位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其核心产品余额宝规模较2017年峰值缩水近60%，而寄托转型希望的主动权益业务更陷入“规模不足200亿、七成产品亏损”的泥潭。
从“全民理财神器”到“掉队巨头”，天弘基金的坠落轨迹，既折射出公募行业从“规模为王”到“质量竞争”的转型阵痛，也暴露出这家基金公司在战略定位、投研能力、治理结构上的深层危机。
规模失衡：货币基金退潮与非货基培育失速
截至2025年一季度，天弘基金公募管理规模虽仍达1.2万亿元，但行业排名已跌至第五位，与巅峰时期的霸主地位形成鲜明对比。
天弘基金的规模结构失衡问题已持续多年。2025年一季度数据显示，其货币型基金规模占比仍高达70%，而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合计不足一成。这种“一条腿走路”的模式，在低利率环境下显得尤为脆弱。
作为天弘基金的“现金奶牛”，余额宝规模从2017年的1.69万亿元峰值一路下滑至2025年一季度的7710亿元，缩水幅度达54.4%。尽管2024年底规模略有回升至7710亿元，但较巅峰时期仍相差甚远。更严峻的是，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跌破1.5%，2025年一季度平均收益率仅为1.416%，远低于银行理财现金管理类产品2%的平均水平。
余额宝的衰落并非偶然。2018年，支付宝开放余额宝平台，引入中欧、博时等20余家基金公司，天弘基金的“独家红利”被彻底打破。与此同时，银行理财、短债基金等替代品涌现，进一步分流了余额宝的客户。
天弘基金的非货基业务中，债券基金规模虽达1900亿元（行业第13），QDII基金规模251亿元（行业第6），但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不足200亿元，行业排名仅第46位。2024年，天弘基金主动权益类产品合计亏损494.62亿元，而同期通过管理费收入仍实现连续盈利，暴露出“赚管理费、亏本金”的畸形模式。
具体来看，天弘周期策略混合基金2024年净值增长率-9.55%，跑输业绩比较基准22.33个百分点；天弘医疗健康混合基金A/C类合计亏损超1亿元。这种业绩表现，使得其权益产品对投资者几乎毫无吸引力。
截至2024年底，天弘基金公募管理规模1.20万亿元，虽仍居行业前列，但较2017年巅峰时期已缩水近40%。这一数字背后，是货币基金与非货币基金发展的严重失衡。
这种畸形的规模结构，使得天弘基金在监管趋严、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脆弱。货币基金监管政策收紧后，其管理费收入随规模缩水同步下降；而权益类产品的羸弱，又使其错失2024年权益市场回暖带来的结构性机会。
权益之殇：业绩溃败与投研体系缺陷
天弘基金的权益业务正陷入“规模越小-业绩越差-规模更小”的恶性循环。截至2024年底，其77只股票型产品中75%处于亏损状态，部分产品近三年跌幅超30%，这一数据在行业排名中垫底。
明星产品的陨落最具代表性。天弘周期策略混合基金2024年净值增长率-9.55%，跑输基准22.33个百分点，过去三年A份额累计下跌42.41%；天弘医疗健康混合A/C类合计亏损超1亿元，净值增长率分别达-15.23%和-15.57%。即便在2024年沪深300指数上涨11.4%的背景下，天弘旗下仍有超过60%的权益产品跑输业绩比较基准。
天弘基金在权益领域的折戟，核心在于投研能力的长期薄弱。尽管2024年公司试图通过“挖角”补强团队，但效果尚未显现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天弘基金权益投研团队长期存在人才流失问题，2023-2024年间多位资深基金经理离职。
截至2024年底，天弘基金旗下主动权益基金经理中，仅贾腾等少数人具备一定市场知名度。然而，贾腾在浙商基金期间管理的15只产品中，仅2只实现正收益，5只亏损超40%，其加盟天弘后管理的天弘精选混合基金，2024年净值增长率-12.35%，跑输基准8.7个百分点。
新任总经理助理高贵鑫缺乏可查的投资管理记录，其首席信息官背景更引发市场对其投研能力的质疑。
2023年12月以来，天弘基金管理层经历剧烈变动，博时基金原总经理高阳空降接任总经理，华泰证券资管原副总经理聂挺进分管权益投资，蚂蚁集团副总裁黄辰立接任董事长。这场人事地震中，新任董事长黄辰立在上任前10天刚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，引发市场对其专业能力的质疑。
这种频繁的高管更迭直接导致战略连贯性缺失。高阳虽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，但自2008年后未直接管理基金产品；聂挺进虽分管权益投资，但天弘基金的权益业务未见实质性改善；黄辰立作为蚂蚁集团代表，其战略重心是否偏向金融科技而非资产管理，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天弘基金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权益投资框架。对比头部基金公司，易方达、富国等机构已形成行业主题基金、量化策略、FOF等多层次产品矩阵，而天弘基金的权益产品线仍停留在单打独斗阶段。这种投研能力的断层，在2024年结构性行情中暴露无遗——当人工智能、高端制造等板块轮番上涨时，天弘基金缺乏相应的主题产品捕捉机会。
流量红利消退与商业模式转型迟滞
作为中国互联网理财的启蒙产品，余额宝的兴衰史映射着天弘基金的战略得失。2018年支付宝开放平台后，天弘基金失去了独家接入权。更严峻的是，金融监管政策趋严导致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成本上升，天弘基金不得不主动控制余额宝规模以应对风险准备金要求。
但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商业模式的路径依赖。过去十年，天弘基金过度依赖余额宝带来的管理费收入，2017年该产品贡献的管理费占比超过60%。尽管公司早在2015年就提出“去余额宝化”战略，但实际资源投入始终不足。2024年非货币基金规模增长22%，但权益类资产占比仅提升1.5个百分点，显示转型决心与执行力的脱节。
与此同时，互联网金融生态已发生根本性变革。微信零钱通、京东小金库等竞品通过场景化嵌入抢占用户心智，而天弘基金在蚂蚁集团体系内的战略地位逐渐被招银理财、网商银行等子公司稀释。2024年余额宝用户数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年轻投资者转向收益率更高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，这标志着天弘基金失去了最核心的流量入口。
在战略转型的关键期，天弘基金仍深陷“互联网流量依赖症”。尽管2024年推出“天弘指数基金”系列试图布局被动投资，但产品同质化严重，在同类产品中缺乏竞争力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公司仍将大量资源投入货币基金维护，2024年余额宝规模虽回升至7710亿元，但这种“回光返照”难以掩盖其战略方向的迷失。
这种治理结构的矛盾在2024年更为凸显。当蚂蚁集团力推“蚂蚁理财金选”等智能投顾业务时，天弘基金的基金产品仅作为底层资产存在，未能获得流量倾斜。而新任董事长黄辰立缺乏基金行业经验，其主导的“数字化投研平台”建设被指脱离实际投研需求，进一步加剧了内部战略分歧。
2025年，天弘基金将迎来成立20周年。在蚂蚁集团的支持下，公司仍拥有10亿级用户基础和强大的科技能力，这是其突围的重要资本。但能否真正实现从“流量驱动”到“能力驱动”的转型，将决定这家基金巨头能否在新的竞争周期中重获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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